身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蘇三娘與楊秀清和石達開略有不同。
對於不久前人大會議上一些代表們所發出的質疑之聲，蘇三娘既不感到驚訝，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穩妥之處。
人大的代表是做什麼的，不就是代表民衆發聲的嘛。既然民衆的生活已經受到了影響，提一提意見，對中央政府的決策者們表示表示不滿，這顯然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倘若眼看着民衆們的切身利益被侵害，一個個人大的代表們卻都裝聾作啞，甚至還要文過飾非，那倒是令人感到怪異了。
不過，對於一些愈來愈顯得“囂張無比”的報刊，蘇三娘不僅相當地關注，她的神經還一直都是保持着高度的緊張狀態。尤其是其中一份叫《南方雜談》的週刊，則更是長期以來就被她死盯住不放，要說她是極度地厭惡這份週刊，還不如說是早就有必欲除之而後快更貼切。
在蘇三娘看來，這份頂着向民衆普及現代思想及科學理唸的漂亮大帽子的所謂《南方雜談》，卻從創刊之日起，就始終幹着與政府唱反調的勾當。
全國光復之後的太平天國政府注重民族文化，提倡洋爲中用。《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則大談闊論西洋科學之先進，攻擊中央政府注重本民族文化純粹是井底之蛙、一葉障目之逆歷史潮流的做法，是對西洋先進文化的恐懼和排斥，早晚會讓一個好端端的中國被滾滾的歷史車輪遠遠地所拋棄。
而當中央政府努力加速國家工業化的進程的時候，《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又大肆攻擊這是在“崇洋媚外”，是對擁有着五千年燦爛歷史的中華文化的全盤否定，是對農田裏辛勤勞作的幾千年的農家人們的極度蔑視。
在全國光復之初，在工廠裏務工的工人們所得到的薪金。都是以大米、小米和麪粉來折算的。但在《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筆下。這簡直就是一宗中央政府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大罪惡。他們談英吉利、比法蘭西。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中央政府的決策者們就是一羣地地道道的無知之徒和糊塗蛋，根本不會搞工業。既然這樣的搞，那還分什麼工人和農民？倒不如大家都去田裏做農民來的更利索。
可國家對工廠裏的工人們實行了薪金制之後。《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又開始說這是惡意拉大工農差距，是完全無視農耕者們的存在，大肆叫喊着應該對工廠裏的工人們採取以糧代薪的制度才更能體現社會的公平性。
爲了有計劃第縮小城鄉差距，政府開始逐年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盡力增加農民們的收入，促進農業的發展。可這也同樣惹惱了《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他們又開始不遺餘力地貶低中央政府的這項決策，是爲了虛假的所謂社會公平，在人爲加重城市市民們的經濟負擔。並預言像這種政府收購價與市場銷售價倒掛的政策絕對不會能夠維持多久，政府財政的虧空，早晚還是要轉嫁到離開糧食就活不了的市民們頭上。
除去凡事總要與政府唱反調之外，《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還極爲認真負責、不辭辛勞地給政府“挖坑”。
共盟會和中央政府注重會員和各級官員們的思想建設，嚴懲一個個共盟會內部及各級官員們的違法之舉，卻被《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每每總說成是在小題大做。他們甚至以極富有人情味的言論向政府諫言，應該大力保護所有已經躋身官員階層的人們。
因爲他們不僅本就是這個社會的精英分子。還各個都是共盟會和政府付出了諸多努力纔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更何況，這些共盟會的會員及政府的官員們不是擁有着驕人的戰功。就是曾經在各個行業有着突出貢獻之人。
因此，他們認爲，廣大的民衆以及中央政府都應該對共盟會和政府官員們抱以無比的大度之心。換句換說，適當的貪腐那是可以容忍的，畢竟中國是一個有着千裏爲官只爲財的悠久歷史文化的特殊國家，畢竟還有句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老諺語。
他們不僅這麼說，還曾如此地做過。
一八六二年，廣東某市一個農業的主管市長爲了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以博得下來視察的中央要員青睞，不惜採用老鼠搬家的手法將鄰縣的糧食倒騰進自己的儲備庫之中。可他萬萬也沒有想到的是，當他滿臉諂笑地陪同着中央要員站在排碼整齊的糧垛之前的時候，他的欺詐行爲也被部屬合盤端到了中央要員的面前。
東窗事發的這位副市長不僅被就地免職，還被遞送至了人民法院。
《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急眼了。
那幾天，他們連篇累牘地刊載這位副市長過去的種種先進事蹟，回憶副市長戰爭年代的英勇，歎服副市長儘管身帶多處戰爭所留下的創傷，卻依然毫不吝惜自己地與奔走於各個農業生產第一線，爲改變當地的面貌流了不知有多少汗，操了不知有多少的心。
現在，以爲優秀的副市長僅僅只是因爲造了一個虛假繁榮的糧庫，就被利利索索地撤了職不說，還要被送去法辦，這也太沒有一點兒的人情味了。
輿論造完了之後，《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還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簽名活動，強烈要求政府法外施恩。
雖然《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折騰了半天，也最終未能讓那位副市長的命運有絲毫的改變，但卻將《南方雜談》和他們自己炒的是名聲愈發地響亮。
當以英國爲首的協約國與以法蘭西爲首的同盟國正式拉開了世界大戰的大幕之後，《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鬧騰的也就更爲歡快。
看到中央政府在大戰都已經打起了數月之久，卻始終也未宣佈加入戰團，《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開始公開指責中央政府背信棄義，單單隻爲了一己之私，就不顧法蘭西和意大利等締結過軍事同盟的國家民衆的死活，任由本就與中華民族有着刻骨仇恨的、邪惡的英吉利帝國逞威。
這個時候的《南方雜談》的筆桿子們甚至還祭出了“大清國”那杆爛旗，打死吹捧和讚美當年的“大清國”，是如何如何地珍視與盟友吳三桂之間的約定，爲了幫助大明國一雪皇帝被迫吊死煤山之恥，不講任何條件地毅然殺入山海關，打得李自成等那一幫子“禍國殃民的匪類”是滿地找牙。
但到了一八六八年，他們的叫喊卻馬上就又變了調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