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仇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如果國民黨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有可能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令人不服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勳，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糧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飢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荊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矇蔽最高當局。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爲奸，儘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至於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併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也是分等級的。例如廣西部隊，由於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李宗仁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
至於其他部隊，如福建綏靖主任陳儀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是陳儀畢竟是浙江人，蔣先生的同鄉，所以也多少受到些優待。最慘的，要算是那毫無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龐炳勳、高樹勳、孫殿英一幹人了，其次則爲馮玉祥統馭過的西北軍、張學良統馭過的東北軍、陳濟棠統馭過的粵軍、唐生智統馭過的湘軍，以及川、滇、黔、陝、甘等省的軍隊。
中央是蓄意要消滅他們的。糧餉既缺，中央還派了大批黃埔生去作他們的高級參謀和副軍長。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蔣先生的耳目，對部隊的一言一行，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都報告到蔣先生那裏去。平時在部隊中作威作福，目無餘子。
中國將領都是除掉帶兵打仗之外，一無所長的職業軍人，軍隊便是他們的家。中國並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們一旦脫離部隊便無法生存。中央既用種種方法去消滅他們，他們也就用種種方法自救圖存。平時在前線，怕敵人攻擊，怕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哪裏有心思去抗戰呢？狡猾一點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關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從室。侍從室路線打通了，以後凡有不利於徐源泉的報告都一概被扣壓下來，留中不報。徐軍因此便可得到補充，然後利用此補充款項的一部去作活動經費，因而形成了一個貪污和行賄的大循環。
作爲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就要有廣博的胸懷，哪怕你是裝也要裝出樣子，蔣先生在這點上做得是遠遠不夠，喫相太難看，在政治宣傳上遠不如他的最大的對手。而且他對中國處於最底層的最廣泛的農民階層不予重視，而只是維護地主的利益，這也是招致最後敗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路軍傾巢出動，聲勢浩磊，連打帶嚇，迫使敵人爲保存力量而大踏步後退，在遊擊大隊的配合下，又消滅了一些行動遲緩的敵人，至此縣城以南的廣大農村盡爲二路軍所有。隨後，二路軍留下一個營穩定局面，遊擊大隊也一分爲二，與其他主力部隊猛力東進，向平原地區繼續擴張。
藉着軍統的轉發，此次大捷很快便被送到後方和上海、天津的租界報紙上發表公佈，二路軍的名聲開始響亮起來。隨後，各方報紙又刊登了二路軍開始修建烈士陵園，軍政各界領導前往奠基並致詞的報道。戰事未止，二路軍如此大張旗鼓的舉動頗讓人深思，但看過致詞後，很多人都有所感悟。
“這裏記錄着爲國、爲民族而戰的官兵們的名字，他們爲了反抗侵略獻出了生命，光榮屬於那些在戰鬥中犧牲以及遺體在烈火中消失的官兵們。”
“英魂不朽，萬古長存。”
“軍人只能用正義與否來評價，而不是骯髒的政治和金錢！中國人，我們要牢記，這些出身不同，信仰各異的或出身平民或出身富貴的人們，用鮮血和生命所銓釋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我們的腳下浸透了烈士們的血，但願以後我們的後代在面對這段歷史時，他們的所作所爲不會讓這些先輩在地下流淚。”
“舉頭三尺有神明，這是永遠不能遺忘的犧牲和付出。誰遺忘，誰無恥；誰遺忘，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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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飈曾聽過這麼一句話：中國士兵是最不值得的士兵。中國民族並不是個健忘的民族，可是他們真的健忘了許多許多東西，這是他在後世耳聞目睹的。從現在做起，儘自己所能，讓那些爲國捐軀的先輩們能有一塊安息之地，這是軍人應享受的榮譽和尊嚴。